司法实践中，涉国企纠纷存在调解率较低的问题，主要是因为国企内部管理制度及担责原因，即使调解有着较大的优势，国企也存在“国有资产流失、不敢调解、不知如何调解”等顾虑，以致于“不想调解、不敢调解”，“走程序由法院判”几乎成了国企解决纠纷的唯一选择。

如何破解这些难题?近年来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理念，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、为人民司法，通过《调解建议函》形式，促涉国企相关纠纷实质化解，真正实现案结事了。

案例一>>>

买卖房屋车位起纠纷

发出建议函实质化解

2021年5月21日，赵某与厦门某房地产公司(国企)分别签订两份购买商品房和车位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(预售)》。合同约定，赵某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20日内办妥所有银行按揭手续，否则承担违约责任。赵某于2022年9月7日才办妥案涉房产和车位的银行按揭手续，厦门某房地产公司遂向法院起诉，双方产生两案纠纷。

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，赵某已构成违约，应依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，分别判决：赵某应向厦门某房地产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7万余元和9108元。赵某不服一审判决，向厦门中院提起上诉。

厦门中院二审审查发现，双方之间除了购房者存在逾期付款违约行为外，尚存在未被提起诉讼的国企逾期交房、设计变更等争议，如果此案简单以判决结案，案结事不了，后续赵某必定会以国企违约提起新的诉讼。

“为妥善化解两案纷争及可能发生的后续纠纷，实现一揽子案结事了，将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，特发函建议企业协商解决两案纠纷。”厦门中院民五庭专门向该国企发出《调解建议函》，深刻阐述“案涉国企在案件中的责任与担当”“案件审理可能存在的问题”“案件判决的社会效果分析”三部分内容后，建议国企基于双方责任、案件标的、诉讼成本、公信力影响等考虑，双方以“互不告”方式平衡、消化各自的违约行为。

最终，案涉国企接受厦门中院民五庭的建议，此案以“调解+撤诉”的方式一揽子实质化解双方之间已有和潜在的纠纷。赵某签署调解协议后，提交撤回上诉申请，案涉国企也提交撤回一审起诉申请，双方对其他争议息讼息访，取得了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

案例二>>>

投标经营毁约引纠纷

建议函守护群众权益

2023年2月6日，厦门某国企公司发布公开招租的公告，单某对市场干菜区以每月每平方米200元进行投标。经开标，单某中标。

单某经营3天后，不想继续经营，遂向某国企公司提出退回保证金2万元，某国企公司不同意。

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根据《民法典》规定，某国企公司的招标公告为要约邀请，单某的投标行为是要约，某国企公司开标后与单某确定具体档位应视为通知中标，是承诺，至此，双方租赁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。双方约定投标保证金中标后即转为租赁保证金，保证金兼具质押担保和违约赔偿的功能。合同成立并生效后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。单某主张退还租赁保证金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一审法院驳回单某的诉讼请求。单某不服一审判决，向厦门中院提起上诉。

厦门中院民五庭经审查发现，该案案情简单、标的不大、事实清楚，但国企负责人顾虑较多，不愿意协商解决纠纷。民五庭向该国企发出《调解建议函》，并附上调解协议(建议稿)供参考。

“一审法院未对单某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进行释明，亦未适用酌减规则对案涉保证金(违约金)予以调整，存在不当，法院二审会进行相应的认定和调整。”厦门中院在《调解建议函》中，向涉案国企释明此案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，“即便认定单某存在违约情形，但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或缔约责任与没收2万元保证金之间并不平衡、并不匹配。”

此外，该院还向该涉事国企阐明其作为国企的责任、担当，建议协商解决纠纷。“在经历3年疫情后，无论是国企还是个体商户，都处于经济复苏阶段，特别是一些小商户生产经营自救也是困难重重，需要给予特殊的关爱和帮助。”

最终，该国企同意该建议，国企没收8000元作为违约金，将1.2万元保证金退还单某，该案得以调解结案并履行完毕，实现案结事了。

目前，厦门中院通过进一步总结推广涉国企纠纷的调解经验，将《调解建议函》模板下发各区院相关业务庭供参考，力争通过该方式解决涉国企纠纷难题，进一步提高调解率，真正做到“双赢多赢共赢”。